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 四年试点受益的不仅是大熊猫

10月12日，在昆明举行的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，中国向全世界宣布：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！从此，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迈入新阶段。上世纪60年代至今，我国先后建立大熊猫自然保护区67个，其中四川46个。然而，保护管理机构政出多门、设置分散，规划范围交叉重叠、多头管理等问题，严重制约了大熊猫保护管理水平的提升。2017年1月，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全面启动。这是一场由国家主导、关于大熊猫及其栖息地最高级别的保护，试点区域地跨四川、陕西、甘肃3省。4年试点结束后，“滚滚们”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家。

理顺管理

执行一套“准入门槛”和管理标准

理顺管理体制，成为试点的首要任务。

2018年10月29日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挂牌后，省林业和草原局于当年11月加挂“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省管理局”牌子，实行国家林草局与省政府双重领导、以省政府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。

2019年1月，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省管理局7个分局同时在成都、绵阳、雅安、广元、阿坝、德阳、眉山挂牌，作为省局派出机构，实行省管理局与市（州）政府双重领导，以市（州）政府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。

分局以下整合各类保护机构设立管理总站。至此，四川初步形成了大熊猫国家公园“省管理局－管理分局－管理总站”的三级管理体系。

不仅是行政管理体制，在司法管理方面也有创新。近日，大熊猫国家公园绵阳片区法庭审理一起非法猎捕、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罪案件，被告人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。

这个法庭就来自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。试点中，四川设立了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法庭，并在成都、德阳、绵阳、广元、雅安、眉山及卧龙设立片区法庭，成立大熊猫保护生态检察官团队，探索大熊猫国家公园涉环境资源刑事、民事和行政案件“三审合一”的审判模式。

管理体制理顺后，即便分散在全省不少区域，大熊猫国家公园也宛如一个整体，执行同一套严格的“准入门槛”和管理标准。

增强保护

野生大熊猫频频现身

4年试点，大熊猫保护有哪些效果？“拍到了！拍到了！”8月27日下午，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王朗片区巡护员鲁超，在巡护途中偶遇一只野生大熊猫。这距离该片区巡护员上次路遇大熊猫仅隔了5天。

不止王朗片区。试点以来，卧龙、九顶山等地野生大熊猫活动明显增多，绵阳、雅安、阿坝等地村民偶遇野生大熊猫的报道屡见不鲜。“野生大熊猫频频现身的背后，是四川在持续增强保护力度。”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省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，试点以来，四川整合投入资金8000万元，完成原23个自然保护地1．5万余平方公里的36次本底调查、210项专项调查，基本摸清了试点区主要保护对象和资源管理状况。

加强监测巡护，是保护方式升级的重要手段。我省在试点区布设红外相机监测位点7800个，对3336平方公里大熊猫栖息地和1668条样线进行重点监测；累计设置固定巡护线路900余条，派出各类巡护出勤近9万人次，覆盖面积1．4万余平方公里，共发现野生大熊猫实体30余次。

以大熊猫为核心，四川在试点区域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，维护自然原真性、完整性。

数据显示，借助充分发挥大熊猫作为旗舰物种的“伞护效应”，四川片区协同保护其他8000多种伴生动植物，在野外巡护中发现其他同域珍稀动物1600余种。

共享红利

让更多人从生态友好型产业获益

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，让大熊猫和它的伙伴们受益，试点区域的人们又得到些什么？

此前，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区域涉及的四川乡镇、村组成百上千，经济收入水平整体较低，数以万计的村民生产生活方式对自然资源依赖度较高，保护与发展矛盾较为突出。如何让人与大熊猫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？

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，是一个观察窗口。假期期间，荥经县龙苍沟镇发展村“元素”客栈老板高奎赚了个盆满钵满。两年前，高奎到发展村走亲戚，看中当地乡村旅游潜力，投资400多万元从周边村民手中租下房屋建客栈。如今，发展村像他这样的投资者越来越多。

背靠大熊猫国家公园（在国家公园外围周边）发展生态旅游，全村农家乐从几年前的寥寥数家发展到如今的60余家，村集体经济从不到5万元增长到34万元。发展村的飞速发展，共享了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“红利”。

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省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，我省在国家公园建设中探索可持续的社区发展机制，谋划点上聚居、线上游览、面上保护的“点线面”的空间布局，基本形成“人退猫进”的生态新格局。

4年“添砖加瓦”，大熊猫以及千千万万生活在巴蜀大地上的生物繁荣兴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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